没人想到，课堂设在零下二十度的雪地。学员先脱下手套数树轮，指尖冻得发紫，再被带进温室看同一树种的幼苗。温差像一记耳光，把 “艰苦奋斗” 四个字打出痛感。有人低声说，原来精神不是口号，是冻出来的。

教学组把林场旧账本做成卡牌游戏。每人抽一张 “1978 年工资条”，背面写着当年风沙致死率。数字冷得像铁，却让预算表瞬间有了体温。学员在交换卡牌时意识到，今天的安稳是前人用命换来的筹码。

最刺骨的是 “倒带” 环节。投影仪把卫星图逐年回滚，绿色像潮水般倒退，直到退回荒漠。屏幕暗下来那一刻，有人下意识伸手想抓住什么，却只摸到冰冷的空气。这种落空感比任何讲义都锋利。

夜里，学员被要求在帐篷里写一封给 1962 年造林人的信。不许抒情，只许提三个具体技术问题。信纸被收走后，教学组在凌晨送回回复 —— 用当年真实档案影印件作答。油墨味混着松香，像穿越时空的握手。

结课测试不是笔试，而是每人领一株两年生幼苗，写下未来四年的养护计划。计划将被密封在林场档案馆，四年后寄回。树苗活，则培训合格；树死，则重来。这种延迟的审判，让责任感在时间里发酵。

有人问，为什么非得用树当教材？教员指着远处一片稀疏的落叶松说，那些树是第一次造林失败的遗迹。它们活着，但永远长不高，像无声的警示。党性教育最怕的是忘记疼，而树不会说谎。

离开塞罕坝时，学员大衣口袋里多了一枚松果。没人告诉他们这是做什么的。直到三年后，有人收到林场寄来的照片 —— 当年那株幼苗已长到齐腰高，松果裂开的鳞片里夹着一张小纸条：你的树记得你。

这种教学法的残酷在于，它把教育成果埋进土里，用时间去验证。但正是这份等待，让党性像树一样，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扎根。当学员再次面对诱惑，或许会想起雪地里那株颤巍巍的小苗，在风声中轻轻摇头。